珠三角家居產業已悄然變局。

10 年前，以廣州、東莞、深圳三地連線為軸心的珠江東岸及周邊地區，是廣東家居產業的軸心地帶，也是中國家居產業最前沿的陣地。如今這一軸心地帶正在逐漸滾動至以廣州、佛山、中山三地連線為中心的珠江西岸及周邊地區，并逐漸向外延展。以“整家生態系統”為概念的供應鏈平臺（廣州建博會，普定+選材+選品+體驗）、設計平臺（廣州設計周，設計師+高定+美學秀）、選品平臺（廣州家具展覽會，品牌+選品+空間設計）等的產業“頂端”已經形成。同其它地區比，是多極整體比單極單一優勢。

惠州承接了深圳、東莞部分家居企業遷移，以此向東、向北零星擴延，其權重仍不足以阻擋，珠三角家居產業帶的中心已悄然慢慢轉移至西岸。

深圳核心區已鮮有家居制造企業，僅在遠離核心區的龍崗地區有部分集中，規模擴張動力嚴重不足，區域發展限制愈發明顯，家居制造企業外遷成大勢所趨。龍崗毗鄰惠州，與當地家居產業連成一片，向東、向北零星延展，但格局已定，土地、政策、人力資源、市場等紅利期已成過去，緩慢發展至外移將成為其宿命。

東莞的大型家居制造企業已屈指可數，早前不少外遷至東南亞及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地，全國多地也有零星承接。大量中小企業聚集于此，漸漸失去昔日王者風范，家居產業弱化、機會減少已成不可阻擋之勢。

與這一過程并行的是，全國 100 多個家居產業新興基地已初具產能優勢，家居產業均衡化發展和出海熱潮，助推了珠三角乃至全國家居產業的重新分布與重心轉移。

本文聚焦東莞家居產業近 20 年的變遷，探尋其逐漸被 "做空" 的下行趨勢，進而思考珠三角乃至全國家居產業的未來布局。

一、國際貿易壁壘的首先發難

2003 年，美國發起對中國木制臥房家具反傾銷調查，導致出口美國的木制臥房家具被征高額關稅。而東莞臺商家具企業主要面向美國市場，為維持出口，不得已紛紛外遷至以越南為主的東南亞地區。

國際貿易壁壘的形式遠不止反傾銷。政策壁壘方面，歐盟 2006 年實施的《木材及木制品規例和新環保設計指令》（EUTR）要求進口木材必須提供完整的溯源證明，東莞大量依賴進口木材的家具企業因溯源體系不完善，出口歐盟成本驟增；技術壁壘上，美國《復合木制品甲醛標準法案》、加州 CARB 認證等對家具甲醛釋放量的嚴苛限制，讓東莞部分中小企業因檢測設備不足、工藝改進滯后而被迫退出美國市場；人權壁壘則以 "勞工標準" 為借口，如歐美部分采購商要求企業提供完整的員工薪資單、社保記錄甚至宿舍環境檢測報告，東莞一些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因管理粗放難以達標，訂單流失嚴重。

2008 年前，占東莞家具產值 1/3 的對美出口企業中，90% 以上外遷；剩余企業中，2012 年前又有 5% 外遷，最后 5% 逐漸縮小規模，僅靠出口浴室柜等小品類勉強度日。這是東莞家具產業首次大規模被 "做空"，產值銳減數百億元。

二、產業轉型升級的嚴重沖擊

部分臺商企業將產能一部分轉移至東南亞繼續出口，留存部分轉做內銷。但長期習慣于出口市場的大額訂單（無需自主設計，由采購商主導產品方案），轉內銷時需面對產品設計、小規模多批次生產、渠道建設、品牌營銷及企業文化重塑等全新挑戰，嚴重水土不服。據行業統計，97% 以上轉內銷的臺商企業歷經 10 余年嘗試后失敗，僅有少數原本以內銷為主的臺商企業勉強維系，且難尋大型規模企業，多數最終選擇歇業。

2012 年成為重要分水嶺。無論什么資本屬性的出口型企業多數開始試水轉內銷，此后內銷市場競爭白熱化，定制企業迅速崛起，渠道分化加劇，家居融合概念沖擊單一品類家具，我國家居市場發生本質變革。這對東莞以成品家具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成嚴重沖擊—— 在經歷一段緩慢發展期后，東莞企業雖試圖追趕定制賽道，但多數因缺乏柔性生產能力、設計團隊及渠道基因而失敗。如今東莞雖有一兩百家定制企業，但多為小規模經營，難以形成產業合力。

三、整家生態重構的基因缺陷

2012-2016 年，家居產業歷經成品家具、定制、全屋定制到整家的層層遞進發展，"整家生態系統" 逐漸成型。頭部企業如歐派、索菲亞等集中在廣州區域，供應鏈企業則以佛山為核心，形成數千家企業組成的整家生態集群（含服務配套企業）。

反觀東莞家具產業，過去以港商領軍的成品家具企業在品牌、渠道、品質上曾屬國內一流，但企業邊界清晰，難以融入整家生態的協同體系。至 2016 年，錯失融入整家生態的最后窗口期，佛山、南康等地的產品迅速擠占市場空間。同時，港商群體因早期已積累豐厚財富，二代接班人多缺乏經營動力，或因不適應市場變化而經營不善，導致港商企業 70% 以上產能折損。要知道，巔峰時期港商企業占東莞家具產值的 1/3，與臺商、民企形成 "三分天下" 格局，其衰退讓東莞家具產能再次被大規模 "做空"，產業基礎進一步弱化。

同期，人力成本上漲（2010-2020 年東莞家具行業人均工資年均增長 8.3%）、環保標準提升（如 VOCs 治理要求企業投入百萬級設備）、政策優惠取消（外向型企業稅收減免終止）及東莞產業結構調整（向高科技產業傾斜）等因素，加速港商家居企業外遷—— 湖北監利香港家居產業園、湖南桂陽家居產業園等雖承接了上百家港商企業，但多數因供應鏈配套不完善難題、產地離原有基地太遠而元氣大傷，規模遠不及當年。

四、傳統企業變革的源驅動力不足

臺商為東莞民營家具企業帶來了管理經驗和出口貿易模式，港商則傳授了品牌建設與渠道搭建方法，同時培育了大量創業者，這些人后來成為擴散至全國的家具企業老板。東莞厚街人才市場曾是全國家居人才的 "輸出樞紐"，江浙企業常年在此招聘技術人才，獵頭公司頻繁獵取職業經理人，成為當時行業人才流動的重要特征之一。

但東莞民企普遍存在創新求變能力不足、主動升級動力匱乏的問題：其核心策略是在單一模式下擴大規模，依賴機會主義時代紅利擴張，在易獲的財富中自滿，對行業變革視而不見。以資本、人脈、政府扶持為紐帶的本土平臺（如某某聯、某某盟、某某產業園）均以失敗告終，傳統產業平臺則多在困境中掙扎，對智能化、綠色化、高端化等現代企業經營理念認知模糊，難以適應新產業時代的要求。

反觀廣州的設計辦公區、智能化公司、企業總部集群，佛山的項目擴張與產業升級，均在持續釋放家居產業能量，資源不斷向珠江西岸聚集—— 廣州的資本、人才、配套服務與佛山、中山的供應鏈優勢形成協同，推動西岸成為中國家居產業新中心。

五、產業均衡時代的去中心化

近 10 余年，全國新興家居產業基地快速崛起：山東臨沂 2024 年家居產業年產值突破2000億元，正轉型為數智整家平臺培育龍頭企業，龍頭企業牽引產業的大生態格局；河南中部家居產業園從 2016 年的 24 億元產值，飆升至 2024 年的近 500 億元，年均增速超 30%。

這些新興基地分流了傳統家居產業基地的市場份額：東莞未融入整家生態的成品家具企業，在成本上難以與北方基地競爭；定制企業因遠離消費市場，難以提供就近服務，產能布局又耗費大量人力物力，陷入 "兩頭不討好" 的困境。

傳統產業中心若不持續升級，被后發地區追平后失去市場是必然結果。隨著展會（如廣州建博會、佛山家博會、廣州設計周）、采購商、經銷商等物流、人流、信息流向珠江西岸集中，東莞家居產業被 "做空" 的風險進一步加劇。

六、產能出海布局的企業使命錯位

出海也是東莞家居企業的突圍方向，反向使東莞家居產業陷入 "產能出海布局-資本外流 - 本土空心化" 的困境。

全國家居企業紛紛向東南亞（越南、馬來西亞）、中東（沙特、阿聯酋）、東歐（波蘭）、南美（巴西）布局產能，東莞企業也不例外。但問題在于，部分企業將核心產能、原輔材料供應鏈、技術人才甚至資本全盤轉移，導致本土產業鏈出現斷裂：2015-2020 年，東莞家具配套企業（如五金、布藝）有 30% 外遷至越南，直接削弱了本土產業的協同能力。

這種 "被動出海" 而非 "戰略出海" 的模式，實質是將東莞家居產業的根基抽空，進一步放大了 "做空" 效應。

七、東莞產業發展的結構轉型擠壓

東莞的產業重心已向電子信息、智能裝備等高科技產業傾斜。華為、OPPO、vivo 等龍頭企業持續擴大規模，2023 年電子信息產業占東莞 GDP 比重達 25.6%，而家具產業占比從 2010 年的 7.2% 降至 2024 年的 2.0%左右。

從資源爭奪看，2020-2023 年東莞工業用地出讓中，高科技產業占比 68%，家居制造僅占 4%，且用地成本較 2010 年上漲 210%；人才方面，電子產業工程師年薪是家具行業設計師的 2-3 倍，導致家居企業招工難度加大。這種產業結構調整是市場與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 —— 高科技產業的高產出（畝均稅收是家具企業的 5-8 倍）、高附加值更符合東莞的發展定位，客觀上擠壓了家居制造的生存空間。

八、世界第一灣區的宏大目標導向

粵港澳大灣區以 "世界第一灣區" 為發展目標，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明確提出要 "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" 和 "現代產業體系"。在這一導向下，東莞作為大灣區重要節點，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、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，家居制造被歸為 "需要優化升級的傳統產業"。

大灣區的資源整合（如城際鐵路網絡、人才跨城流動）進一步強化了西岸家居產業的集聚效應—— 廣州的設計、佛山的制造、中山的五金配件形成 1 小時供應鏈，而東莞家居企業因遠離這一核心圈，難以享受協同紅利。同時，大灣區對生態環境的高要求（如珠江口污染防治），也讓高排放的家具制造企業面臨更嚴格的管控，加速其向粵西遷移。

九、國家產業發展的戰略布局影響

國家 "雙循環" 戰略推動內需市場升級，要求家居產業向 "綠色化、智能化、個性化" 轉型；"中國制造 2025" 將智能家居納入重點發展領域，強調數字化與工業化融合。這些戰略導向下，資源持續向符合趨勢的頭部企業傾斜。

東莞家居產業因多為傳統制造模式，在綠色生產（如無醛板材應用率不足 20%）、智能制造（柔性生產線普及率低于 10%）等方面落后于佛山、成都等地，難以獲得國家政策與資本支持。此外，"鄉村振興" 戰略推動縣域家居市場崛起，新興基地憑借區位優勢（如山東臨沂輻射華北農村）搶占增量，進一步壓縮了東莞家居的市場空間。

結語

東莞家居產業雖已走過制造巔峰期，但其歷史使命并未終結。隨著制造端逐漸收縮，依托粵港澳大灣區龐大的消費市場、東盟（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）的出海優勢，以及過去作為 "世界制造業中心" 積累的貿易、技術、管理經驗，東莞在展貿端仍有長期優勢 —— 厚街家具大道、名家具展等平臺可轉型為 "全球家居設計交易中心"，承接高端定制、跨境電商等新業態，做為高端特色產業仍具有較強活力。

未來，東莞家居產業的破局關鍵在于 "去制造化" 轉型：從 "生產基地" 轉向 "服務樞紐"，通過整合全球設計資源、搭建跨境貿易平臺、培育家居科技企業，在珠三角家居產業的重構中找到新的坐標。而珠三角乃至全國家居產業的布局，也將沿著 "生態協同、區域分工、全球布局" 的方向深化，那些能跟上趨勢的地區與企業，終將穿越周期，迎來新的增長。